着篮子缓步走出了我们住的那个逼仄小院，关门前指了指自己那把破椅子，示意让那老者坐那儿等他买菜回来。
我已记不起是自己走过去询问，还是那老者叫我近前倾诉，他用很硬拙的方言絮絮叨叨，情节凌乱的向我讲述了祖父——或是其他不相干的某人，惨乱憾轲的人生。
在抗日战争末期，祖父曾经是这个城市「锄奸团」的领头人物，他是以敌后渗透任务的正规军人身份转而接手民间反抗组织领导的独立行动者，知道他这一委派身份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部队上级。
至于到底杀过多少汉奸日军，老者没说，但最起码有一个被祖父亲手杀掉的人，却在某种意义上，杀错了。
「谁会想到汉奸商人的儿子会在文革时做上大官呢？」他这么说。
直到文革中期，祖父都一直是以锄奸团骨干的身份被地方政府任用为一家工厂的厂长，说是工厂，在祖父接手前只是个小作坊，而到了今天，已经是航空母舰般规模的超大国企，也就是我所知的祖父一直以来担任郊区库房门卫的这家企业。
可就在一夜之间，他却被突然批捕，以国民党特务在抗日战争时期杀害地下党成员的罪名。
即使从那老人单薄的言辞之中，我也能听出当时批斗审讯的严酷和凄苦。祖父这边虽然一口咬定是受到上级指派组织领导锄奸团，杀的那个人也是有目共睹的汉奸商人。但没有正式的委派文件，几个知情的部队上级或是在漫长战事中先后殒命，或是完全寻不到音信。
不久，他们拖着已经是半死之躯的祖父和其他一群所谓的特务叛徒反革命一起公审，结果自然是当场枪毙。
就在轮到祖父这批死囚站在枪口前的时候。
公审台上军方代表里突然跑出一人，硬生生拿着手枪把祖父从法场上抢了出来。
之后虽是一翻混乱，但终于搞清原来那人就是当年经手委派祖父的部队上级唯一幸存的那个，兵荒马乱之中档案早就无法查考，但有了最有力的人证，祖父最终总算是被越级批准的上峰特令所赦免。
但结果并非无罪开释恢复原状那么简单。
因为有些人，是不能犯错误的。
所以为了维护某种正确性，祖父连同全家大小被流放到了偏远的山村，直到文革结束后，几乎是很勉强的被安排回来做了个看门人。
到现在他全部家当只是一小间阴冷的平房和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
而那个汉奸的后人和当年他提拔起来而接手工厂的人，已是千万家资，那老者说道这里泪眼婆娑，他曾是祖父锄奸团的部下，在朝鲜留了一只胳膊，现在将要和子女移民海外，临行前来与祖父告别，到得最后，他低声对我说：「这世上对不住你爷爷的人太多了，他这一辈子也实在过的太委屈了，你不能像……一样啊！」
这里我的记忆开始混乱，他到底在对我说不能像祖父那样，还是不能像夺取祖父大部分生命的那些人一般……无从辨析的留下模棱一团，总之对于一个十四岁少年而言，我既未曾像他那样感到哀伤遗憾，也并非如祖父般心如死灰，只是此后我永远有了一种无所适从的不安惶恐会突然自间中涌起，一时慌若惊兽，无可御止。
就这样和祖父安静的生活着，直到十七岁时她在我生命中出现。
其实与她自小相识，但在那件事发生之前，却从未注意过她。向来叫她妈妈为徐阿姨，一个带着独生女儿的离异妇人，只是偶尔碰面打招呼的邻居。而她总是被母亲叫作「玲玲」，当然后来知道应该是「凌」字，不过当时乍听那「玲玲，玲玲」的唤呼，只会觉得她是个住在后边院子里活泼雀喜，叽叽喳喳的小女孩罢了，唯在茫昧涩讷之间任经年淌逝而从不曾多着意半分。
直至某日，她用死亡般郁重的心锚将我人生的某一部分永远沉入漆寂如冥河的无底深渊之中。
在那年暑假将要结束的一个下午，像被封进铁皮罐头送入焚化炉般闷热。我赤裸上身，油汗淋漓的在院子后墙外将昨晚偷来的机器零件用铁锤砸碎。整个夏天都在频繁的干这个，从有相当一段路程的某个仓库摸黑越墙而入，偷走小山般堆在院子里锈迹斑斑的几个灭火器大小却不知作何用途的零件，在家里砸成碎片铁块混在其他拣来破烂里卖给废品站。
不这么做，祖父早晚会被我的学费累垮，为了准备这个开销，他同时干着几件差事，每星期只能有一两天回家过夜。连残存下来用于沉默的那一小部分生命都将被耗光。
是以对此行径从未有过丝毫罪疚，何况那些看守仓库的家伙偷起来比我手笔要大的多，我的这点动作完全不会被任何人察觉。
这当儿整个街巷上人迹全无，大人都在上班，孩子们也都各有消遣，没人愿意跑出来被发疯一样吐火的太阳烤焦，对我而言却是最合适不过的工作时间。
突然。
旁边院子里传来一声女人撕肝裂肺的惊叫，将原本那沉谧的只能听到自己脑浆在颅内悄然沸腾之声的午后寂静从头至尾彻骨劈开。
我出于自